润州的“欢迎”,与潼州的刚猛激烈截然不同,却更显诡异莫测。
三司度支副使孙承祐带领的巡察专使团,是公开持节、依仗俱全进入润州的。润州知州、通判及地方士绅代表,早早迎出十里,礼仪周全,态度恭顺。接风宴席上,觥筹交错,言辞恳切,对朝廷“体察下情”、“巡察新政”表示“竭诚欢迎”、“全力配合”。
然而,当孙承祐第二日正式提出,要调阅近年田亩黄册、赋税账簿、漕运档案时,润州官员的态度依然恭敬,效率却陡然“慢”了下来。
“孙大人见谅,非是下官拖延,实是去岁江水泛滥,州衙库房部分受潮,一些旧年册籍正在晾晒整理,恐需些时日。”
“漕运账目庞杂,涉及历年折色、损耗、沿途关卡,需从各仓场、关卡调取核对,亦非三五日可齐。”
“至于田亩黄册,年代久远,多有散佚讹误,且与民间实际情形恐有出入,仓促呈阅,恐误导朝廷。”
理由冠冕堂皇,态度无可指摘,但就是不给看实质东西。孙承祐想派皇城司人员参与“晾晒整理”或“调取核对”,也被以“库房重地,非相关人员不得入内”、“地方惯例,不便破例”等软钉子顶了回来。
与此同时,润州士绅的“配合”也堪称典范。他们主动呈报自家田亩数(明显低于皇城司暗查估算),踊跃表示愿意“响应朝廷号召”,“适当”增加赋税捐献。但一旦孙承祐提出要实地勘测某些有争议的田界、或者核查某些“寄户”、“诡名”田产时,对方立刻变得言辞闪烁,或推说“年代久远,契据难寻”,或表示“涉及乡邻和睦,需从容商议”。
这是一种柔性的、彬彬有礼的、却密不透风的抵抗。让你有力无处使,有火发不出。润州的官绅,仿佛共同织就了一张巨大而柔韧的网,将朝廷的巡察力量温柔地包裹、阻滞、消解在其中。
更让孙承祐不安的是舆论。短短数日,润州城内茶楼酒肆、书院文会,开始流传各种“故事”:
有说前朝某位“清官”强推丈量,最后被胥吏蒙蔽、数据错漏百出,反而加重百姓负担,自己也被罢官;
有说朝廷此举实为加税之先声,丈量之后便是加赋,“东南财富之地,恐成朝廷钱袋”;
更有甚者,开始隐隐将“清丈”与“重武轻文”、“违背祖制”联系起来,暗指朝廷政策偏离“与士大夫共治”的祖宗法度,长此以往,国将不国。
这些流言并非公开煽动,而是以闲谈、典故、担忧的形式悄然传播,润物无声,却在无形中塑造着一种悲观、疑虑、抵触的社会氛围。连带着,孙承祐带来的随员,在市面上采购物资、打听消息时,都开始感受到一种含蓄的疏离与沉默。
“大人,他们这是铁了心要软磨硬泡,拖到我们自行退却,或者朝廷改弦更张。” 皇城司派驻润州的头目面色凝重,“而且,卑职发现,本地几家最大的粮商、布商、盐商,近日与州衙几位佐吏往来异常密切。我们暗中盯梢的兄弟回报,昨夜,有数辆遮盖严实的货车,从通判私宅后门驶出,运往城外码头方向,船上装载何物不详。”
孙承祐心头一沉。物资转移?这是在防备朝廷可能的强硬手段?还是……另有所图?
他感到自己仿佛陷入了一片无形的泥沼,西面八方都是阻力,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着力点。润州的官绅,比潼州的豪强更聪明,也更难对付。他们深谙官僚体系的运行规则,懂得如何利用程序、惯例、人情来消解自上而下的压力。
就在孙承祐一筹莫展之际,一个意外的事件打破了僵局。
第三日深夜,孙承祐驻地(原漕运司衙门)外围,传来激烈的打斗声和短促的惨叫!等孙承祐带人赶到,只看见地上一摊血迹,以及两具黑衣人的尸体。皇城司的一名暗哨重伤倒地,手中紧紧攥着一角从黑衣人身上撕下的布料,布料内层,似乎用暗线绣着一个模糊的标记。
经辨认,那标记并非江南本地任何帮会或家族所有,其纹样风格,倒有几分……北地契丹贵族私兵印记的影子!
北边的人,潜到了润州?!他们想干什么?刺杀专使?还是与本地某些势力接头?
孙承祐惊出一身冷汗,立刻下令全城戒严搜查,并八百里加急向汴京奏报。
然而,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第二天,当孙承祐严令州衙配合全城大索时,润州知州一脸为难地表示:昨夜城中确有“毛贼”作乱,但己被巡街衙役“击毙数人,余者溃散”,贼赃也己“缴获”(出示了一些金银细软),并信誓旦旦保证“境内安宁,绝无北地奸细”。至于那带有契丹风格印记的布料,知州看后,沉吟道:“此等纹样,南唐旧宫匠人亦偶有仿制,未必就是北边来的。或许是有人故意栽赃,混淆视听,扰乱巡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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